2000年9月5日，敦煌。
“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几近哽咽地在心里轻轻地呼喊。一下飞机，她便迫不及待地驱车直奔莫高窟，追寻仿佛在三危山上踽踽独行的父亲的灵魂，抚摸仍旧飘散着一家人生活温馨的小屋，一股热流在她的心中奔腾。那被漫漫黄沙淹没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
跨洋留学前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都市
1937年，父亲常书鸿为了圆一个“敦煌梦”，不顾妻子的反对，放弃了在巴黎的生活和地位，毅然回国。1943年举家迁徙敦煌。然而，母亲陈秀芝在敦煌呆了两年后，无法忍受戈壁的荒凉和丈夫对自己的冷落，与国民党上尉赵忠清私奔了。
自从妈妈跟人私奔后，14岁的少女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天空，她请爸爸将她的学籍转到敦煌县立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跟爸爸学临摹，一边照顾爸爸和弟弟。
姐姐上学去了，偌大的千佛洞就只剩下弟弟嘉陵一个孩子，他像天马似地在莫高窟里独来独往，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转悠，困了便在洞窟里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什么时候冻醒了才怏怏地回到那黄土小屋去。这样的生活自然耽误了他上学受教育。
1945年，常书鸿父女敦煌画展在兰州举行，引起巨大轰动。从加拿大来甘肃山丹教会学校任教的犹太人叶丽华女士看了沙娜的敦煌临摹壁画作品后惊叹不已，说一定要带沙娜出国留学。
1948年夏天，常书鸿带着沙娜和嘉陵来到南京，在举办敦煌画展的同时，顺便为女儿出国做准备。沙娜被爸爸送到他当年旅法的同窗马光璇教授家里暂住。在敦煌那片荒漠沙海里蛰居了近五年的沙娜发现，自己就像刚刚走出原始部落的土著，完全失去了在城市的生活能力，一坐公共汽车就晕车呕吐，长途旅行只能坐敞篷的卡车或马车，最可悲的是连花钱买东西都不会。
一天早晨，马光璇教授急急忙忙出门上课，走之前给沙娜递过一沓钱，叮嘱道：“沙娜，干妈今天有课，不能陪你逛街，你去给自己购买合适的衣服和布料吧。”沙娜微笑着点了点头。
干妈出门不久，沙娜就怯生生地出门了。她一边打听一边往闹市走去，然而，她走进商场后居然不懂得如何拿钱去买东西，傻愣愣地望着别的顾客来来往往、潇潇洒洒地提着东西离去。她几次想张口问，又吓得把话咽了回去，最后怏怏不乐地空着手回到干妈家里。
晚上，马光璇回来了，关切地询问：“沙娜，今天买了什么好衣服？穿给干妈看看。”
“干妈，我真没用，不会花钱买东西，今天什么也没有买到……”话未说完，沙娜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唉！”马光璇长叹一声，把沙娜搂进怀里，泪水潸然而下，“沙娜，我可怜的孩子，你可是生在巴黎，喝洋奶、吃洋面包长大的洋娃娃啊。刚回国那会儿，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怎么在敦煌才短短五年就变成这样啦？常书鸿，你造什么孽！你只顾自己的事业，竟把两个孩子全耽误了……”
“干妈，别怪爸爸。他过得挺孤独，挺不容易的。”沙娜为父亲辩解道。
是年9月，常书鸿带着儿子来为沙娜赴美送行。他为女儿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上“常沙娜”三字。
在出关的一瞬间，沙娜蓦然回首，发现爸爸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一代名媛沉落民间闾巷，空留半个世纪的亲情遗恨令人扼腕长叹
轮回本无常。陈芝秀私奔南归后，受上苍赐予的幸福和舒适少得可怜。
起初，南归之路并不沉重，陈芝秀和赵忠清匆匆回到朝思暮想的江南，在西子湖畔定居下来。陈家在诸暨枫桥仍旧是大户，赵忠清因在军方政界有一些朋友，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差事，陈芝秀依然追求上流社会的奢侈。
可惜好景不常。解放之初，赵忠清被判入狱，陈芝秀也被打入另册。没有工作，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本来身为雕塑家，她只要出去找找亲朋故友活动一下，完全可以觅到一份过日子的工作，但她已没有勇气去乞求故人。原因很简单：她从敦煌负情出走的事在艺术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她已被人戳脊梁骨，现在又戴上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更让人退避三舍了。陈芝秀只好隐姓埋名，艰难度日。不久，赵忠清病殁狱中，陈芝秀改嫁一个工人，生下一子，生活更加窘迫。为了生活，她给人家洗衣，当佣人，浑浑噩噩了此一生。
50年代初，嘉陵被父亲送到杭州大伯常书林家寄养，思子心切的陈芝秀找到嘉陵的大伯母，提出想见见儿子。
一天，大伯母有意无意地向嘉陵提起他的母亲：“嘉陵，你妈妈就在杭州城里，你想不想见她？”
“不！我没有妈妈。”嘉陵倔犟地说。
“大伯母没骗你。她叫陈芝秀，是你的亲生母亲。”
“她不够资格！我才4岁她就弃我而去。我恨她！恨她……”说着，眼圈红红的嘉陵夺门而出。
住在同一座城市，母子竟不能相见。陈芝秀终于明白，负情离开敦煌的那一刻，命运就注定她为余生选择的是一条被爱情、亲情、友情拒绝和漠视的漫漫苦旅。
时隔不久，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沙娜把嘉陵接回北京上小学。母子相见的机会在咫尺和刹那间匆匆消逝。
1959年夏天，已在北京某中学读初三的嘉陵得知父亲从敦煌到上海举办画展，便利用暑期去探望父亲。父子俩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常书鸿拿出100多元让儿子前往杭州，代表他请大伯父一家吃顿饭，顺便给每人买一份礼物。
那几天正值江南梅雨季节，18岁的嘉陵请大伯一家吃过饭后，和大伯母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转悠买礼物。走着走着，突然下起了黄梅雨，街上未带雨伞的行人飞奔着往家里或避雨的地方四散……大伯母突然指着20多米外的一位50多岁步履匆匆的老妇人对嘉陵喊道：“快看，那就是你的母亲！”嘉陵一听顿时愣住了，停下脚步凝视，只见那人身体单薄瘦削，一身装束与杭州大街上的普普通通的老太婆没什么两样。这是他时隔14年后第一次见到母亲匆匆掠过的身影。“嘉陵，你愣着干什么，快追上去喊呀，她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呀！”大伯母站在旁边焦急地催促，然而，常嘉陵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时光在雨水中凝固了，亲情在冷雨中凝固了。他们母子二人近在咫尺，感情却相距千里。他们又一次失之交臂，从此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命运再也没有给他们相见的机会。
沙娜比弟弟幸运。1964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她抽空到大伯家探望，年事已高的大伯郑重地征求她的意见：“沙娜，这次见一下你的妈妈吧？都快20年了，一个人能有几个20年啊？她际遇凄惨，已一大把年纪了还给人家当佣人，日子苦得很。宽恕她吧……”沙娜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是沙娜时隔整整19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母亲。乍一见面，沙娜怎么也不敢将眼前的母亲与法国巴黎那个新潮摩登女雕塑家联系起来，怎么也不愿将这位老人与20年代的杭州江南名媛并在一起。可站在她跟前的母亲是那样的真切：衣衫褴褛，脸呈菜色，眼神呆滞，粗糙的手背上凸现出一道道青筋。
也许阅历了太多的人间沧桑，过了整整19年才相见的这对母女竟然没有拥抱，没有激动，也没有泪水。
陈芝秀淡淡地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不要全怪我……”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沙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一生之中惟一的这次重逢并没有改变这对母女十几年间铸成的陌生。
母亲临走时仍然重复着那句话：“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上帝保佑，希望你们全家好！”
目送母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小巷尽头，沙娜的心里突然泛起一股莫名的怅然和酸楚，她真想大哭一场，可惜已经没有眼泪。
回到北京后，沙娜每月都给母亲寄去一笔钱，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与反革命家属的生母划不清界线而惨遭批斗。这对母女又中断联系十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沙娜再次复出，母亲也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写信诉说自己生活拮据。于是沙娜又恢复给母亲寄钱。陈芝秀每收到一笔钱，都会给女儿回信。有一次，她非常温馨地告诉女儿，她用收到的钱买了两袋奶粉、一个热水袋，热水袋装上开水后就可以御寒了。
1979年年底，沙娜给母亲寄去那年的最后一笔钱后迟迟不见母亲回信，后来收到干妈马光璇的信，才得知母亲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接到电报，沙娜潸然泪下，她多么想告诉母亲：“妈妈，我是爱你的。做了母亲之后，我就原谅你了。对一个江南大家闺秀，对一位从法国求学归来的女雕塑家来说，你当年能在莫高窟里坚持近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可惜，上苍并没有给她们母女这种对话的机会。
名门之子回归平静平淡，走出父辈影子淹没在苍生之中，其乐融融
1963年，嘉陵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名落孙山。此时，他的父亲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写信让他到兰州读书，可他不愿在父辈辉煌的名人光环里生存，跑去当驾驶兵。岂料命途多舛，临近入党提干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受父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罪名的影响，军旅之梦又化作一场空。
立业无望，那就构建一个安稳的小家吧。1968年，嘉陵参军复员后被分到北京海淀区农业局。上班的第一天，他第一眼看到朴实无华的农村来的临时工王福兰，便认定今生今世非她不娶。
一天，他径直走到王福兰办公桌的对面坐下，单刀直入又不乏骑士风度地向这位农村姑娘求爱：“我想与你交朋友。行吗？”
王福兰羞涩一笑，掩着口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的简历最简单清白了。”嘉陵趁热打铁地说，“本人复员兵出身，家里只有一个姐姐，从小相依为命……”他将名人父亲和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浮华和痛苦一笔抹去。
“我可是农民呀！”王福兰认真地说，“我还有五个弟妹，拖累很重，你必须想清楚。”
“我早就想清楚了，早些时候还到你家侦察过呢。”嘉陵一本正经。
“你究竟看中我哪一点？”王福兰此时还不自信。
“你善良实在，准是过日子的人。”嘉陵一语中的。
敦煌少年时代的记忆，让嘉陵对安安稳稳过日子有了一种全新的彻悟和解读。
周末回到姐姐家里，嘉陵将自己已恋爱的事告诉姐姐，并幽默地说：“我准备娶一朵公社向阳花，为常家的血脉掺点儿沙子。”
嘉陵与王福兰结婚两年后，王福兰才知道他是一代敦煌学大艺术家常书鸿的长子。
嘉陵执意要走出父辈的影子，每天下了班便与妻子一起回到离圆明园正门不远的海淀乡里，在小庭院里摆上茶水、扑克、象棋，等待收工回来的农民前来娱乐。平实的农民很喜欢这个有着西部汉子粗犷豪爽性格的城里司机。
如今，已近60岁的嘉陵仍然还在开他的大班车。他们一家人选择了平淡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生活得有滋有味……
常书鸿一生作画，可作为长子的嘉陵家里并没有父亲的一幅油画。90年代初，老人家曾亲口说将最后的封笔之作留给嘉陵存念，可父亲去世多年了，嘉陵也没有得到这幅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幸而嘉陵的硬壳保密箱还珍藏着两样礼品，一份是姐姐作的一张敦煌画作，另一份是爸爸妈妈和沙娜姐姐在法国乡间别墅前留影的老照片。他过知天命之年后，常为自己年轻时负气不见妈妈而后悔不已，所以特意从姐姐处翻拍洗印了这张照片。他珍藏这两件东西，是要在自己的心中永远珍藏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珍藏一个真情永存的纯金年代，珍藏常氏一门两代的敦煌恋情。
（《家庭》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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